Wednesday, November 4, 2009

海龟(6):“翁帆现象”

汪翔

28岁的翁帆嫁给了82岁的杨振宁,这个整合的110岁姻缘,让一些人羡慕,让一些人不平,也让一些人愤慨。

羡慕的人,感叹自己运气不佳,多少年的艰难跋涉,到头来还是艰难相伴。虽然能够嫁个年龄相仿的男人,但是,那个男人能够给自己带来的,一个箩筐都装不满,更何况谈自己潜力和理想的充分实现。

在我这个年纪,对于1979年时能够上一所还算不错的大学的当时16-17岁,长得还算不差的小伙子,如果你再显露出来一点“才气”和“难以估量的潜力”,我相信,在当时那个年代,即使你是来自偏远的农村“土小孩”,也会时不时的有热心人给你推荐一两位家庭背景“不一般”的女孩子的。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那些供给是实实在在的,而那时候的你我,又是属于一个“有价值”的潜力股,而且,这个潜力股还已经初具雏形。事后的事实也证明,人们这么做所带来的投资回报,结果还不错,虽然中间也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出了几个类似于美国国际集团和花旗集团,甚至是雷曼和华盛顿互惠银行之类的纰漏,但那毕竟是少数。只可惜,人生不能够像投资股票,可以适度的分散风险。而且,再美丽的青春,也抵挡不住二、三十年的岁月侵蚀。

作为当时的你我,在那个年代,怎么样的选择是最理性的?特别是对待婚姻这个最不能够使用理性思维的人生最大的选择而言?我相信,100个人里面,可能会有十几个不同的答案,而且各个人的理由可能还会非常的不同。

有的人可能会图一时的轻松,获得容易获得的利益,嫁一个有背景的男人,或者娶一个有权势的人的女儿。这样的结果,如果你没有继续努力的动机和准备,很多人最后也还是成绩平平,带给你的“贵妇人”和“阔太太”的是一个个“凡夫俗子”。不过,在这种情形,对方会有办法将你打造成一个“高档次”的社会人。这种轻易的人生之路,实际上可能也是不少人所追求的。

还有人,就是不识时务,觉得靠别人发迹,既没有面子,也体现不了自己的男子汉气概。于是乎,就会选择以自己对“爱”的感觉为主来做婚姻的决策。这样的人,其后的人生也是一种活法,而且,不少的人借此将自己逼到一个“没有退路”的人生轨迹,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也能够获得一个自己喜爱的人生。

问题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你即使基于一样的个人潜力,能够获得的成功几率也会有很大的不同。这还是和当时的机会大小以及在盯着这些机会的人数多少有很大的关系。说到底,还是一个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如果机会有限,而想要那种机会的人又太多,而且这些人还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可以“够格”,那么,人们的选择就会完全不同了。

那时候,我选择了自我奋斗,一段时间自我感觉也不错。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我越来越发觉自己“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努力的价值和能力的作用。记得在人民大学教书时,一位老师非常热心地将自己的女儿介绍给我,同时还承诺给我出国留学的机会,等等。那时候的我正处在很牛气的时刻,至少我的自我感觉是这样。在1990年时,我虽然只有27岁,可是还是觉得,按照自己的“学术成绩和实力”,获得一个副教授的头衔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是我当时“货比货”获得的自我感觉。谁知道,一场学潮不期而遇,所有职称评定全部冻结,这算是给了我一个避免让自己尴尬的机会。我也继续再度牛气了一把,来到了美国这个“鬼地方”,而且,这一呆就是将近二十年。

几年前,回访人民大学时,和“老朋友”们谈起回归的可能性时,对方还很“大方”地说:没问题,回来吧,我们也给你一个副教授当当。我当时也只是开开玩笑,也知道,即使是个副教授,估计他们也没有把握真的能够给我。再者,由于历史上的那次期待,十六七年之后再去接受那个自以为在年轻时就应该获得的职位,也很掉价。“权衡”之后,相比那个“副教授”头衔,继续目前这种无所事事,吊儿郎当地在美国混完自己人生后半部的日子,或许还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也是那一次,一位同龄的老同事告诉我:你当时想当副教授是不可能的,那时候还没有谈到你的“水平”和“成绩”,就有人说你的“思想先进性”的缺陷了。你的讲师职称和你后来的出国,也是由于这个原因被争论了好几次。提出异议的也就是一个人。放你出国,还是我据理力争的功劳呢。事后知道,就是因为我没有接受一个 “优惠”的婚姻供给,几乎“成就”了我作为人民大学一位“大师”的理想。

我能够来到美国,也是一份缘分?

这就是中国,如果你因为任何的原因没有满足一个有权势人的需求,你的人生可能也就就此终结或者是停滞不前。也同样是因为这点,我同情翁帆的处境,同时也觉得自己没有资格评价她的选择。

啰嗦了半天,要点是:人生所面对的选择会因为时代不同而不同,会因为自己的处境不同而差别极大。如果我当时“理智”一点,我也完全可以先“将就”,其后再想办法“解脱”。不过,我那时候确实是不想让那位的女儿伤心,因为她并没有过错。而且,如果她真的由于某种原因爱上了我,那我么就更没有胆量和理由做任何的 “解脱”了。人,毕竟还是一个感情的动物。你可以不爱别人,但是,你没有伤害别人的资格。

如果再回到用股市戏说人生的说法:即使是一只同样的股票,你选择的进入和退出的时机不同,也会给你带来非常不同的投资回报结果。更不说你还采用了很不一样的金融杠杆。在这后一种情形,让人家发财的股票还有可能让你破产。

人生的选择多种多样,好坏的标准也因人而异。至于这些标准是什么,人和人之间有什么差别,我觉得那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做到对他人的选择有所尊重,特别是他人选择的结果还让你很嫉妒的时候?

翁帆的选择,你可以说是她“变态”,而且这种“变态”还是因为第一次婚姻失败对她的打击太大;你也可以说是因为她在香港那段时间活得太辛苦,或者说是她在那段时间领悟到了人生的辛苦;你也可以认为,她看透了人生的真谛,领悟到活出一份价值才是最最重要的;你还可以说····

一句话,对我而言,她的选择是她自己的,她会因为这种选择而获得,同时,也会因为这种选择而不得不付出。有些付出的代价还是异常的巨大,但是,她认了。这就是人生,你得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从这点来看,翁帆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我佩服她。我对她的佩服甚至超过我对奥巴马的佩服,虽然我还花了那么大的力气为这后者写了一本还挺畅销的《奥巴马大传》。

虽然我也很嫉妒她所获得的,但我并不认为她是在没有付出的前提下的获得。问题是,即使是有那种机会,是不是每一位都愿意为此付出呢?是不是每一位都觉得这种付出是值得的呢?况且,那种机会也还是她争取到的。

所以,在你对她发出愤慨的吼声之前,先问问自己:我这样试过吗?要不要试一试呢?我是不是不愿意放弃很多世俗的“必需品”,去换取这世俗的“奢侈品”?

什么姻缘,在我看来,你不去追求和争取,就不存在任何的缘分。而在你去争取和追求之时,你就自己为自己制造了一个可能成功的机会。再者,对于追女人,你可能有时候还得“破釜沉舟”,承担很大的可能失败的尴尬后果。对此我是深有感触。

在人民大学时作为一个老师追学生的经验,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或者说是一介“懦夫”。不过,从缘分这点来自我安慰,也还是自我感觉不错:缘分不到吗,但我“努力”过。

看到一位朋友以“翁帆喝水,凉热自知”为题,谈论自己的看法:外面的人不知道翁帆自己的感觉就自作评价,很可能你的评价是错误的。在这里,你还是在评价她的过错,还是没有尊重她自己的选择。好坏是她自己的,至于有人说她是在享受纳税人的钱什么的,那实际上不是她的过错,国家喜欢拿出巨款来养着杨振宁,为的是什么,作为纳税人,你们倒是有资格评价甚至是声讨,如果你觉得自己的钱被乱花了的话。那应该与翁帆无关,因为国家不会因为她而花大钱,即使花了,那也只是因为她是杨振宁的太太。

国家也是一个非常功利的个体:付出的是价格,获得的是价值。

海龟(7):别被忽悠

(美)汪翔

海龟的价值评价,首先涉及到对于人生价值的评估。

人生的价值到底是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答。

有人说,人生的价值就是活着,活着就是最大的价值实现。

还有人说,人生原本没有价值,人生的价值是人后天创造的结果。这个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对社会的贡献,对他人生活改善的作用。这里的他人,大可以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是全人类。小可以到一个家庭甚至只是一个人。

这所有的解说,都是基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目的与动机做出的。对于自己自我价值的解读,就得基于对对方角度的理解。

当有人在告诉你,你需要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终身的时候,他可能在很明显地利用你幼稚的理想主义,来“玩弄”你的理想。君不见,一个个的主义者,为了你的姿色而占尽便宜,为了你的政治目标而玩弄你于手掌之间。

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在大学和研究生时,一度非常想入党,觉得那是一个很高境界的事情,是一份荣耀。但是,当他在为之努力的过程中,才发现一个让他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现实:那些基层的领导者,很多人就以自己就是党自居,来对你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而这些要求满足的结果,实际上就是他(她)个人利益的满足。与党的利益没有丝毫的关系。如果你不能够满足他(她)的这一“来自党”的要求,那么,你自己的目标也就没有保障的可能。

在这里,我无意于批评共产党或者什么政党的理想。我只是想说明,在人的自利本性的驱动下,许多很美好的东西,最后实际上被执行者作为借口,来为满足自身利益的目标服务。任何想通过改造“程序”以提高效率的做法,最后实际上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因为,人性的力量远远大于任何理想和主义的力量,特别是在和平时期,那就更别谈在中国目前这种唯利是图的现实社会之下生活的人们了。

在国家兴亡时刻人们的动机和行为,与在国家平安时是很不同的。即使是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危急关头,如果实际执行者为了自己的一己之利尽可能沾便宜,那么,那时候得益的是个人,吃亏的则是党和国家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小人”太多,政党的利益保障也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回到正题,人生的价值,对于我,由两大部分组成:固定价值和可变价值。

人生,就是一个工厂。生活,就是在经营一份企业。

对于人生的经营,和对于企业的经营一个道理,有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之分。

人生的固定价值,就是你作为一个动物人活着的价值。在这种最基本的价值基础之上,你再实现的自我满足和对家人甚至社会的贡献,获得的就是你的可变价值。基本的固定价值你无法改变多少,而且,这种价值在你的躯体被消灭的时候,也就跟着消失了。那时候对应于企业的破产、倒闭。同时损失的可能还有你的“无形资产”,也就是你因为可变价值累积而带来的声誉等。

有人可能会说,“燕过留声,人过留名”,即使人死了,他也可以留下自己的名声,不管这种名声是好是坏。这句话没有错。但是,对于自己本人,死了就是死了,那种名声实际上已经是没有什么意义了。不过,如果你要和我辩论“来世”存在的问题,我不会接你的下文,所以,你也别浪费时间。

中国古代的帝王们,很乐意让自己的臣子们理解:身后之名,比生前之享受,要重要得多。所以,你们应该多牺牲生前的生活价值,来获得身后的名声。

于是乎,这些君王们就可以“逆市”而行,自己以享受生前的人生乐趣为主,让他人,这些臣子们去享受那看不见摸不着,也没有任何人见识过的身后的人生价值。在这种“忽悠”之下,许多拥有实权的“明白人”也借机享受实惠。不过,他们口中高谈的也是那种“伟大的理想”。

目前国内的一个个贪官污吏的行为,不也是这样的吗?

古代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还会是如此。

人性是改变不了的,你只能够引导它来实现一个个伟大的社会目标的实现。在这里,虚的理想只能够起到被“有心人”利用的结果。而当“有心人”利用他人的信赖的行为的普遍性到达一定程度时,产生的就是大众化的相互之间的不信赖,这也就是社会风气的恶化和败坏。

从这个角度来讲,国内社会风气的恶化,每况愈下,和人与人之间信赖程度的降低,也是因为太多的“虚招”所导致的结果。至于为什么在经济建设为重,国家富强为主的时代,还有那么多明眼人很容易看到的,没有多少价值的大量“虚招”得以存在,那就得从多个方面基于利益来考量和分析了。

对于这个非常沉重的课题,如果哪位找到资助的资金,又需要人写本专著的话,如果和我联系,我也不会指责你。只是,我所分析得出的结果,可能不是那么入眼罢了。

作为一个有知识有技能的文化人(留学生),归还是不归,怎么个归法,为什么要归,最基本的恐怕还是看你对于自己不同选择情形的价值衡量了。而在衡量这种价值时,你最好明白,不要轻易放弃你的固定价值,让它轻易“归零”,非常不值得。不管你这样做是为了理想,主义,还是仅仅因为你老婆唠叨得太多太多。如果真的是因为后者,你应该是有更好的自我解脱的办法的。

人活着最大的意义就是和命运抗争,有人这么说。你思考一下,或许会有些启发。如果有感而发,你还可以告诉我。

如果你认可我的“生活人生就是企业经营”的“汪翔理论”,那么,回到企业层次,你还可以从巴菲特那里获得启迪。即使是“应该”破产的雷曼兄弟公司,在破产之后,巴菲特还在一次次可惜:那么多无形资产,就这么着因为破产而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惜!可惜!

巴菲特是个“老财迷”,这个大家都知道。一旦看到财富损失,他就会“可惜、可惜”个不停。这个习惯看来他今生今世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人,对于利益的贪婪,他老先生从来就没有掩盖过。在这点上,他的诚实和“天真”还是值得我们好好学学的。

我不知道,在巴菲特老先生明白,自己“因为”没有注意到一个手机语音邮件,而“让”雷曼破产之后,他是不是自责过很多回。是不是自叹过:老了,还是老了。

人的生命也是一样,打造一个有特色的生命体,你和社会以及家庭已经投资了很多很多,轻易让它失去价值,很可惜。而你那份可变价值的实现,则是需要你发挥专业之外的智慧才能够做到的。

享受人生吧,各位。如果你有烦恼,可以给我送一份电邮,我们可以一起喝点酒聊聊。如果你能够买单,那么,我就更高兴了。万一不行,也只好由我来请客了。只是在那种情形,你可就别太挑剔酒馆的档次了。

海龟生存之道(1):多点“流氓性”

                                              汪翔
对于海龟价值的计算和权衡,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位海龟,你得先理解你所兜售的市场的特点。价值只有在被识别时才能被实现,否则就不成为其价值,或者说,你在错误的时刻,在向错误的对象兜售不对口的商品。从这个角度看,商品即使没有市场,也并不意味着它就没有价值,很可能是你还没有让它的价值被人发现。
记得很久以前有一个关于鞋子的故事,说的是在一个孤岛上生活着很多赤脚的人,他们从来就没有穿过鞋子。对于这种现实,有人认为那里的人不需要鞋子,因而在那里销售鞋子是不明智的。也有人认为,那里的人还没有鞋子穿,说明市场潜力很大。但是,即使是后者,在刚开始时,你还是得说服对方改变习惯,并且为这种改变付出一定的代价。这就需要技巧了:你得让对方觉得物有所值。
海龟在国内面对的情形也很相似,而且更为复杂和难以对付。人的能力、技能就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海龟在海外几年的苦读和修炼,说到底,就是在通过自我的努力,在一个特殊的“车间”里面,将你自己进行了特殊的加工。在你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也就是你已经将自己打造成了一件可以“出售”的成品了。这时候,关键的就是看你怎么样来推销你这个特殊的商品了。
注意到,“知识分子”和一般的商品最大的不同在于,你不仅有生存的条件需求,而且还有成就感上的需求。这两者之间还有某种可以交换的特性:为了成就感你可以暂时甚至是终身放弃很多物质上的享受,或者,为了数量大到一定程度之后的物质利益,你可以暂时甚至是终身放弃你为成就感所做出的努力。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性,决定了你不可能只有标价,而没有深层次的非价格可以衡量的内在需求。就涂博士这个个案来说,价码实在是太低,同时又没有获得成就感的希望——至少是在他当时看来是这样,于是,他就感觉自己是一个“废品”,已经没有价值了。
实际上,作为老涂这种档次的人,我觉得,应该多学点生存必须的“流氓性”和“无赖性”。这和军事对垒时是一个道理:如果你以君子之心和人打仗,我不觉得你有赢的任何机会。
“流氓性”的修炼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
第一,要学会如何归零和在归零条件下的理性思考。也就是说,在最坏的情况下,在你思路最混乱,自我感觉最没有希望的时候,将自己放到人生能够放的最低点 ——动物人,然后再在此基础上来看看你到底有什么选择。我见过不少有这种“特殊”本领的人,最后也还是活得自由自在。而且,你应该意识到,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你还能够活出一个人样来,那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就。对于高智商的人,一旦看到实现成就的机会,积极性就会被调动起来。这叫做成就的多样性。人生关键还是活出一个滋味来,而不是沿着已有的轨迹活出一个滋味来。
第二,要用博弈的观点来看对方,借此理解对方的真实需求到底是什么。从表面看,中国需要强大,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自然就需要大量的人才。在中国自己不能够或者说没有能力培养出世界一流人才的现实情况下,自然就会很看重来自美国的优秀人才。
在现实中,这个逻辑并不成立,很遗憾,这就是中国目前的现实,也是中国国家的悲哀。为什么?因为组成国家的个体单位是由人来主导的,而这些人最关心的又是自己的个人利益,而不是那伟大的社会价值和国家利益。对于浙大,他们需要几个能够让自己名义上提升地位的“高人”,至于这些人是不是“高”,“高”到什么程度,实际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目标的实现,人就是这么的现实和“平庸”,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在此基础上,这样的“高”人还不得损害已有人员的既得利益,否则,你也会被枪毙掉。
我也曾经是浙大的毕业生,在那个玉泉校区生活了好几年。我自己一位从浙大毕业的朋友,从德国回国后到国内一所普通的大学工作,也面临了老涂类似的困境,后来她想通了,就以无赖对付无赖,也活得“得过且过”,无赖嘛,又能够有多少要求呢。中国的高校不可能为人才而人才,它没有内在的需要和积极性去那样做。这也是为什么,从国内来美国招聘的机构开出的价码奇高无比的原因,而按照那种要求,能够够格的候选人,国际上也可能就那么几个。而且,即使够格,到了那种环境,也可能死得比老涂还要快。
中国机构构的这种“不理性”实际上是有着理性的基础的。也就是说,它在表面的要求和实际上的要求有着很大的区别,你得能够识别这种差别。因为,最终决定一切的还是那个隐藏在背后的没有说出来的需求。这就是中国特色,你可以不喜欢甚至厌恶,但是,如果你想到那个环境去混饭吃,你就得同流合污,没有选择。我为老涂感到惋惜,也为中国这个国家感到惋惜,同时还为浙大这个母校感到遗憾。在此,我希望中国那些优秀的女性,也应该对自己的男人多一点理解和支持,实际上他们很需要理解和支持,他们非常优秀,同时又非常脆弱。

海龟生存之道(9):钱学森的尴尬


(美)汪翔

钱学森的成就和对于中国国防现代化的贡献,有太多的文章、太多的人写过和说过了。也肯定还会有更美妙的文字出现。他的成绩不容否定,也没有人能够否定。在这里,我从人性的角度,从自己对于人性的理解,来谈谈我自己不明白的地方。

我们知道,人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下的,不同的政治环境,给了不同人不同的政治地位和由此带来的机会,决定了人生能够有的各种机会的多少,而不同的选择,又给予了自己不同的人生记录。说到底,钱学森毕竟还只是一介书生,很多时候他可能也是面临困境,不得不面对难以做出选择的尴尬。

从目前能够看到的关于钱学森人生记录的资料看,我感觉到,至少在几个关键点上,钱老面临很尴尬的人生选择。

其一,当自己在美国干得正起劲,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美国佬开始怀疑自己对于美国的忠诚。自己申请加入美国籍的要求,又被美国政府就此拒绝。这种尴尬让钱老不得不做出不同的人生选择。如果历史能够重新再来一次,如果美国人不那么“固执”和“愚笨”地怀疑钱老那时候的忠诚之心,钱老会不会选择继续留在美国发展事业呢?

如果美国人的怀疑发生在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前好几年,那么,是不是最后由蒋介石获得了这个超级人才呢?我不知道后面问题的答案。不过我可以肯定,如果钱学森不是生活在大陆而是台湾,他肯定没有那样的成就。因为,台湾毕竟太小,没有能力给予他发挥才能的舞台。

人是需要机会和舞台才能施展才能的,舞台和机会比自己已经有的才能要重要和关键得多很多。很多人不是没有能力和潜力,是没有获得机会。

当然,对于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任何其他国家一样,它自然会想办法争取更多的“大人物”回来为它服务,这也是非常正常之事。只是在美国政府坦诚相待,信任和重用钱学森的时候,中国会不会有机会呢?

在事后来看,美国人看来是在反思自己当时的错误,他们不是在指责说当时钱学森是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而是在自责说,自己不该怀疑钱学森,将他推向中国的怀抱。美国人的这种思考逻辑,和中国人的传统逻辑的差别,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值得思考的事情。

由于美国人怀疑钱学森是共产党,而钱学森又一再否认自己是共产党,结果,美国佬在非常怀疑但又没有办法证明钱老“是”的情况下,将他驱逐出境。

假如钱学森是生活在现在的一个中国人,而某一个地方的司法机关又怀疑他是美国的间谍,那么,他所遭受的待遇会不会和当年美国人对待他的非常不同呢?如果人们对他这个嫌疑犯采用“不让睡觉”,“不让什么什么”的中国特色办法对付时,我不知道他能够有什么样的反应。这还是相差接近六十年的事情。

其二,在钱老回到国内之后,他一再念念不忘,一再强调说,他在出国之前就和党的地下工作者谈过,自己学成之后一定回国。他的回国就是对自己这句承诺的兑现。言下之意,他的话一直或者很长时间没有得到他希望得到人的认可。人们认为他是在没有办法时的选择,并不是他心甘情愿的结果。

对于一个如此在乎“动机”而不在乎结果的生活环境,钱老看来是已经伤心透了,到老还念念不忘。他不愿意去美国,与其说是他所说的这样那样的原因,恐怕最核心的原因还是这个没有解开的结。在他闭眼之前,他是不是还在念念不忘呢?

不过,这里有的还是一个循环结。让“需要”去美国的钱学森老人面临一个非常难堪的困境:钱老在国内一再想证明自己回国是有预谋的,自己一直就是共产党员或者是共产党的同情分子。而在美国时,他又一再否认说自己从来就没有那种动机和行动,最后美国佬也因为没有能够证明他是在说谎的证据,而放了他。如果在再去美国的时候,人们问他:到底那时候自己是共产党还是美国冤枉了他,我不知道他能够怎样回答,才能做到自圆其说。难道这也是他不愿意去美国的内在原因之一?

作为一个大学者,长年累月养成的最重要的习惯之一,大概是诚实了。而这种证明也不是,否定也不是的尴尬,是没有人愿意正面的。至于说,美国人会在他访问美国时将他扣留下来,他因为担心这点而不愿意去美国,那可是一个天方夜谭的故事:为什么?值得吗?这时候的他,对于美国的军事科技又能够有多少价值?

其三,在“人们需要”他出面,用他在科学界的权威名声来“证明”坐飞机式的水稻收获是可能的时候,对于最在乎自己的名声的知识分子,对于特别讲究说话严谨的科学家而言,他的尴尬可想而知:说也不好,因为丢了名声;不说也不好,因为作为政治人物,在那个年代那个政治环境,他可能是没有选择的。

问题是,在人们告诉毛泽东那些疯狂的水稻生产数字时,毛泽东一次次的“不相信”,在一个自己被视为神的年代,他会面临那样的处境吗?那时候,还敢有人在毛泽东说不相信的情况下,敢想办法一再证明给他看吗?毛泽东当时的一个暗示,估计就会有不少的人想办法,竭尽全力去做到。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又那么在乎,要钱学森出面发表文章,“证明”那种“坐飞机”式的生产数字是理论上可行的呢?是钱学森想给毛泽东的面子,还是另有其他原因?这是一个未解的悬案。

最近有人在说,钱学森当时的“粮食生产”可以达到万斤的估计,现在已经在马铃薯的生产上实现了。于是乎,钱学森那时候就是一个很有远见的科学家。

这个“证明”错在好几个方面。第一,钱学森当时谈的是水稻,不是马铃薯;其二,他在人们头脑发热急需冷却的状况下,来谈论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东西,作为一个影响巨大的“政治人物”,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其所带来的危害和所可能导致的国家资源的浪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从他后来对气功的处理,感觉还是有些问题。气功问题上,他不应该是在被迫的情况下的非自愿行为。我这里没有谈气功本身的好坏问题,而是在解读,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时的行为选择和分寸把握的合适性问题。

其四,钱学森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这个国家给予的机会才能够获得的,虽然这种机会是以他个人的成就为基础而得到的。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在美国当时和他一样优秀的科学家,虽然也取得了很伟大的成就,但最后还是没有钱学森的成就来得“辉煌”。对于这一点,可能会有人来证明,那时候还没有一位美国人,能够在那个特殊的领域达到钱学森那样的高度。不过,即使如此,在人才济济的美国,后来居上是很容易也是很普遍的事情。否则,美国也不会这么久一直领先世界了。

如果他能够认识到这样一点,他应该就能够认识到,他实际上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科学家了,也不是一个普通的伟大科学家了。在中国那种环境下,他的影响力通过国家机器的作用,自然能够被放大很多倍,这也是为什么,在他的鼓动之下,中国的气功能够那么快就被抬到那么高的高度,甚至一度威胁到国家政权的安全

对于这种尴尬,他事后到底是应该对自己的行为后悔,还是应该责怪那些让他不得不停止宣传的政府要员呢?难道他想就此获得超越国家政权的权力,成为一个“宗教领袖”式的人物不成?别说在中国那样的政治环境,就是在美国,我相信人们也不会让他“肆无忌惮”地将自己的影响力无限度地“膨胀”下去的。

他有没有对自己那么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感到自豪,并且因为这种自豪而忽视了自己能力的边界?如果不是他的“成就”和对国家的“贡献”,如果是其他人产生了那样的危险国家政权的结果,那么,这个人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惩罚”?他钱学森想过没有?如果想过,他是应该感谢还是应该····

其五,在访问美国一事上,我还是无法理解他的逻辑。对于一个在当时的美国人人愤慨的共产党的嫌疑犯,美国人采取的惩罚,即使和现在国内对于类似犯人的惩罚相比,也还是要轻松很多、人道不少。这到底对他是一份恩,还是一份怨?

按照一些激烈的“爱国主义者”的理解,可能是,美国人就不应该怀疑他,怀疑他本身就是对一个已经非常伟大的人物的人格侮辱。先不谈美国“伟大人物”的“人才济济性”,只是说,如果没有美国人的怀疑,会有中国人得以骄傲的钱学森吗?这难道又成了一个“鸡和蛋”的关系了?

在国内那种环境生活几十年之后的他,对于很多问题的理解和思考逻辑,不是那些没有那种人生经历的人可以想象到的。我明白这点。

那么,如果钱学森现在回到国内,他是不是就可以说,这一代海龟不可能再遭受那样的人生尴尬呢,是不是不再需要做出很多很难做出的人生和人格的选择呢?如果他能够这么说,那么,他的基础和根据又会是什么呢?

最近读到一篇关于钱伟长在1972年时被指派访问美国的文章,当时,人们怀疑他不会回国。这种怀疑对于那种等级的知识分子而言,是不可忍受的人格侮辱。钱学森当时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感觉和顾忌呢?虽然他当时的政治地位,已经是1972年时的钱伟长所不可同日而语的,那时的钱伟长还正在被“下放”期间。

其六,钱学森的回国是一个互利的结果,虽然他自己也做出了不少的牺牲。

我已经说过,钱学森的业绩,主要还是中国这个国家给他的,没有中国这个特殊的舞台,他的人生难有那样的辉煌。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他面临了很多的尴尬选择,但是,从结果来看,他的选择还是对的。美国人后悔也是有原因的。

同时,美国人也应该看到,在美国这个人才济济的国度,不可能将那么多的财力和物力向他一个钱学森倾斜。所以,由此看来,美国也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即使是向他倾斜了,最后所取得的成果,也不可能都归结到他一个人的头上。

仅仅就导弹这个领域来说,中国是不是能够说,自己的科技水平就已经超过了美国呢?如果没有,那么,谁又是在美国这个领域相当于钱学森的人物呢?为什么这个人物,在取得了更伟大的科学成就之后,又没有在美国和世界舞台获得钱学森那样的荣誉呢?这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

有时候,美国人说话也是为了礼节,太认真或者是太看重,可能也不是什么好事。在钱学森已经取得“超乎寻常”的伟大成就的情况下,所有有一点关系的美国机构,都会用最美好的词汇来赞美,特别是在这个大家都需要“求助”中国的金融危机时刻,这也在情理之中。对于这点,还是应该看到,钱学森所获得的,还主要是因为国家给了他机会。

现在的中国也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国度了,在这样的国家环境,想再得到当时钱学森能够得到的人力、物力倾斜,已经是不太可能的了。

从这点看,在目前“人才济济”,海龟如潮的年代,很难看到新一代的钱学森出现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或者,换一个角度看,很多成就,在那个时代由于政治需要而被戴到钱学森一个人的头上,有形无形之中让不少的贡献者生活在“阴影”之下,这种时代也已经结束了。这实际上就是一个进步,也是一个更加公平社会打造过程的必然结果。

对于这点,钱学森应该是知道的。

中国有钱学森,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福分,同时也是世界的幸运。

钱老安息吧。一路走好。至少我在想办法理解你的困惑和尴尬。

我的电邮地址是:Xiangwangbooks@Gmail.Com

警告:如果你恶意中伤,恶语伤人,那么,你就会成为人肉搜索的目标。

『汪翔(原创),作者保留所有权利,引用请注明出处,任何商业目的的使用,请事先获得作者的书面授权。2009年11月4日』

海龟生存之道(8):钱学森不访美的困惑

(美)汪翔

“海龟”钱学森的去世,让国人有一个反思的机会,再回过头来看看,留学生为祖国的繁荣和富强所带来的价值。

如果钱学森不回国,中国可能也会造出原子弹,只是可能时间上会推后不少而已。那么大一个国家,不可能靠一个人的智慧就能够成为强国,即使这个人是爱因斯坦也是如此。我还是相信集体智慧的力量大于个人智慧的力量。不过,我同时也很在乎一点:没有个人的智慧,也就谈不上集体的智慧。

钱学森对于中国国防科技进步的巨大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这点没有任何人可以怀疑。我在这里想问一问:钱学森为什么那么在乎,为什么在访问美国的问题上那么“顽固不化“?那样做值得吗?对于国家和个人到底是得大于失还是相反?人格、国格、国家利益,到底应该怎么处理?

美国方面对钱学森的邀请,开始于1970年代后期。是改革开放政策实行之后,中美关系逐步改善的结果,也是两国之间的科技交流和科学家互访的需要。在这种背景下,很多美国的著名科学家,不断以个人和机构的名义,向钱学森发出访问美国的邀请。他们邀请的理由,不仅仅在于钱学森在国内的地位,而且,还是基于钱学森历史上在美国所取得的成绩。有人说,美国方面甚至许愿,如果他能够来,美国方面将会授予他美国科学院院士和美国工程院院士荣誉称号。我不知道这些称号是不是需要被授予者事先同意。

在1979年时,钱学森的母校加州理工学院还授予了他“杰出校友“的称号。1985年时,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基沃思,在访华会晤前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时说,钱在美国的二十年,对美国的科技进步贡献很大,特别是对其中的军事科学的发展。基沃思还承认,美国在麦卡锡黑暗时期的所做所为,没有道理,是有欠于钱学森的,我们现在感到很难过。

注意到,这里用的是“很难过”。他不抱歉,是不是他知道自己没有权利代表美国道歉呢?美国人可没有中国人那么牛,什么人都可以代表国家、党什么的。

人们说,钱学森在美国的遭遇和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的情况很类似,后者在麦卡锡时期曾经被以“苏联间谍”的名义而受到司法审查。在其后的1960年代,美国政府以授予他“国家勋章”的形式予以“平反”。

美国政府方面表示,如果钱学森愿意访问美国,美国政府和有关学术机构,将会表彰他对美国国家科学发展的重要贡献。如果钱学森因故不能成行,美方还可派美国科学院院长普雷斯来华,授予钱学森“国家勋章”。

言下之意,美国政府将给予钱学森和奥本海默一样的待遇,并且以类似的形式来“平反”!

美国的这个姿态足够高吗?至少在钱学森看来不够。

不过,对于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总书记胡耀邦来说,已经是足够的了。于是乎,他就亲自出面去劝说钱老,要求他接受来自美国方面的善意:钱老,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我建议你还是接受美国的邀请,以你特殊的地位,去一趟对推动中美科技的交流会有很大的正面影响。而这又正是今天改革开放所需要的啊。今天,世界、中国和美国的变化都很大,几十年前的事过去了就算了,不必老记在心上。

人们说,听了胡耀邦的这一番话,钱老的回答是:总书记,当年我回国的事很复杂,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不宜出访美国。

胡耀邦则说:钱老,我这是劝你,不是命令你一定要去。如果你认为不便去,我们尊重你个人的意见。

就我的理解,在中国那种政治环境,作为总书记职位的人,一般是不会做出“没有把握”的事情的,特别是在“劝人”一事上。一般而言,他会先派人去试探一下,有点谱之后,再亲自出动。

再者,以总书记的身份,那种“劝说”实际上就是“你应该做”,中国人的含蓄大家也不是不明白。

钱学森如此不给总书记的面子,说明了什么?

是他不想给,还是他不能给。前者说明他不将胡耀邦“放在眼里”,如果如此,胡耀邦难道在说之前不知道钱学森对自己“有意见”?这种可能性应该是比较小。

那么,就是第二种可能,就是他钱学森“不能”。对此,他自己倒是说出了理由,但是,那种理由怎么听似乎都不是很充分。那么,深层次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在胡耀邦吃了“闭门羹”之后,还有“更不知趣的”:其后,钱学森又正式接到来自国防科工委、国家科委和外交部三家的联合请示(应该是“请求”吧)件。对于这种“请示”也好,“请求”也罢,连胡耀邦的面子都不给的钱学森,当然也会是“固执己见”了,否则,胡耀邦又“怎么做人”?

这时候钱学森明确表示:这是美国佬耍滑头,我才不会上当。当年我离开美国,是被驱逐(Deport)出境的,按美国法律规定,我是不能再去美国的。美国政府如果不公开给我平反,今生今世绝不再踏上美国国土。

钱学森说,他不稀罕美国人给他的荣誉,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和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对我的最高奖赏,我也就知足了。我不稀罕那些来自外国的荣誉头衔。

在这里我就更加糊涂了:美国的法律是应该由美国政府来执行的,应该是不需要他钱学森来“证明”或者“维护”的吧?而且,美国政府“自己打自己的嘴巴”,通过邀请他访问美国,来“证明”美国人自己错了。这里面的“耍滑头”到底耍在哪里?

至于平反一说,美国人对他所给予的“待遇”甚至和给予奥本海默的一样高,如果说奥本海默对美国的贡献比钱学森至少不小的话,同时,美国政府对待奥本海默更“下流”一些的话,那么,这个待遇应该是很高的了。

美国政府的“平反”习惯,我还得单独分析,应该是和中国政府历来所作的完全不同才对。难道钱老是在以自己在中国的感觉和习惯,来要求美国政府像中国政府那样,做错了就公开平反道歉?在美国的民主政治体制下,在一段时期内的犯错误,往往是部分人促成的,是当时民主的结果,是时代原因造成的。

人们说,事不过三,可是在1985年3月9日,还是有国务院领导来信“询问”,为什么他钱学森老人家就不能够为了国家的利益,到美国走一走?那时候,中国非常需要和美国搞好关系,而能够为这种努力做出贡献的人又是少之又少。难得的是还有一个钱学森,不仅在中国成就巨大,而且,对美国也曾经做出过很大的贡献,况且,美国人还欠他一份人情。这份人情,应该是可以为国家争取到很多实在的利益的。

但是,钱学森就是不出这个力,看你“三顾茅庐”又能够怎么着?

对于领导的询问,钱学森回信时强调说:我本人不宜去美国。……事实是,如果我现在去了美国,将“证实”了许多完全错误的东西,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事。例如,我不是美国政府逼我回到祖国的,早在1935年离开祖国以前,我就向上海交大同学、地下党员戴中孚同志保证过,我学成之后就会回到祖国为祖国人民服务。我决定回国是我自己的事,从1949年就已经开始作了准备和布置。……我认为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不能默许。而且,历史也不容歪曲。

有人评论说,钱学森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的品格,正是江泽民总书记称赞他所具有的“高度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和民族气节”。

这个领导会是谁?不会是邓小平吧?如果不是,他又怎么会那么大牌,靠一封信就可以请得动连胡耀邦都不给面子的钱学森呢?再者,他又怎么“敢”有资格来“询问”钱学森为什么不去美国呢?

既然钱学森那么强调自己对于中国人民的贡献,那么好的一个做出贡献的机会,为什么他就是不去呢?而且,他还强调了一点:他在去美国之前就已经下定决心回到祖国。

这后一句话很可能就是核心,但我还是无法用逻辑来分析清楚。1935年时共产党是没有人敢说,自己在1949年时就能够获得国家政权的。如果连政权都没有,他钱学森就那么肯定,在那时候回来,就能够为国家和民族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难道爱国就非得将自己的身子放到国内不成?难道爱国就这么狭隘?

再者,到美国前对于美国和自己在美国几十年之后处境的估计和预期,与后来的实际情况会相差非常大。用后来的行动来“证明”几十年前的“承诺”似乎价值也不是很大。而且,在这里,他还是置国家大利益不顾,而在发自己的“牢骚”。

他那么在乎这种没有“多少意义”的证明,说明这种证明对他意义非凡!

钱老,看来,你心中的苦楚,是没有几个人能够真正理解的。

不过,你也忘了,这时候你所获得的来自国际的荣誉,已经不仅仅只是你个人的荣誉了,那是国家的和民族的。如果你放弃了,你实际上是只有损失,没有收获的。

人活着,很多时候是得有点灵活性的,即使是像你这种超级海龟,也应该是如此的。

安息吧。一路走好。至少我在想办法理解你的困惑和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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